[135]一些法官在判决中也同时使用诚实信用原则诚实守信合理信赖信赖利益。

诚实守信在行政法上弱化了理念宣示，趋向规范化建构，并与信赖保护深度交融，合二为一。[35] 4.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在早期的大量文献中，我国学者极少关注信赖保护与依法行政之间的冲突。

只是后来一些地方立法、文件中出现了信赖保护，也多与诚实信用、诚实守信并用。但是，我们所理解的信赖保护，并没有真正承续德国法，名实不符，已经完全中国化。这比单纯一味采用财产保护更为积极。[126]应当将行政决定的改变意向及时通知当事人，以便其行使相关权利。比如，在益民公司诉河南省周口市政府等行政行为违法案中，在二审判决中，交相辉映着诚信与信赖。

七、结论 从我国行政法理论、立法以及司法裁判看，进入公法的诚实信用、信赖保护早已变异，在观念上与合法预期趋同，它们在内涵上也趋于融合无间，形成了不同术语、却涵义相近的中国式理解。[45]如果违法不归咎于相对人，比如相对人没有行贿或提供虚假资料信息，或者错在行政机关，比如，执行政策错误、合法性审查疏忽，那么，因撤销、变更造成的信赖利益损失，应当给予当事人财产保护。[38]德国联邦行政法院还在判决中申明，所谓区域维护请求权同样适用于建筑项目在个案中违反了建筑规划确定的内容，但尚未导致邻人明显的和可证实的损害的情形。

此案将建筑行政机关客观法上的考虑义务，创造性地转化为邻人的主观公权利，而此前被认为仅具有公益保护性的建筑法规范，也被认为具有了邻人保护效果。这里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并非仅为展开充分的行政调查，而同样表明上述行政活动攸关对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处置，也因此是包含了明确邻人保护意旨的规范提示。从诉的适法性再到理由具备性，规划许可诉讼对邻人权利的全程考虑，呈现的正是公法邻人保护的完整图像。也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对邻人公权利的产生、意涵、导出及保护体系进行脉络性梳理，以期为我国规划许可诉讼的审查提供理论参考。

传统上，建筑规划中有关建筑规模的规定被认为并未与具体的、范围可识别的个人产生关联，因而并不具备邻人保护效果。一项规划许可也唯有在客观上符合规划要件，主观上对邻人利益予以了充分考虑才是合法的。

支配规划许可诉讼的核心观念在于邻人公权利，其本质是第三人公权利在具体法领域中的呈现，反映的是在分配行政的格局下，行政机关如何在三边法律关系下识别第三人公权利，并为其配给公法保护的问题。行政法上的邻人保护不仅涉及诉讼法意义上邻人原告资格的确认，也涉及实体法上如何证成邻人公权利的问题，该问题本质上可以归入分配行政下第三人公权利的证立和判定。对于无法通过距离予以确定的权益，如日照、采光等，技术性标准往往又会诉诸限值规定。[63]我国规划许可诉讼中普遍暴露出技术性标准过低的问题，而标准过低的原因又主要在于：很多技术性标准因制定时间太久而有一定的滞后性。

相应地，如果承认邻人在私法相邻权之外，在实体法上同样有向行政机关主张的公法请求权，那么对规划许可诉讼的审查就不能仅限于审查许可本身是否客观适法，还应涵括该许可是否干预和侵害了邻人的公权利。在这种三边法律关系下，行政机关本质上居于分配者的位置，其需对建筑物所有人和邻人的权利冲突予以权衡。结语 邻人公权利和公法上的邻人保护，本质上是第三人公权利及其保护在具体法领域之下的呈现，其所反映的也是在分配行政的格局下，行政机关如何在三边或多边法律关系下识别第三人的公权利，并为其配给相应公法保护的问题。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盐环行终字第0002号行政判决书。

某些单项标准对邻人影响不大，但叠加周边的区域影响后就会造成较大损害。概言之，公法相邻关系法的意义，就是在私法相邻关系法的抑制性保护之外提供一种提前介入的预防性保护。

与分配行政的背景相匹配，现代行政诉讼的标的早已不再只是确认系争行为是否合法，而同样包含对原告有无公法请求权的审查，即现代行政诉讼已从客观诉讼转至主观诉讼的轨道。如果是前者，那么合规即不侵权的裁判思路就无问题。

完整的公法邻人保护既包含实体法上对邻人公权利的证成，也包含诉讼法上对邻人权利的保障。判断邻人是否可诉诸建筑法规范获得保护，通常又要经过两个步骤：其一是检视该规范是否具有私益保护性。从客观到主观的转换使法院拥有了相当的裁量权，由此也很容易引发法适用上的不安定。[5]参见陈国栋：《公法权利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利益争端及其解决》，《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75页以下。承认邻人在私法相邻权之外也拥有公法请求权，同样为邻人为何具备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提供了清晰说理。建筑法规范赋予了行政机关通过制定规划、颁发许可等方式对城市空间利益进行分配的权力，并借由这种调控来塑成新的城市空间秩序。

从属性上看，建筑规划是政府为合理配置以土地为核心的各类自然资源，协调开发城市空间，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护居住环境，而对城市空间布局和多元空间利益进行的规划安排。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年第11期。

[70]对考虑要求的频繁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使司法脱逸出法适用者的角色，而转变为规则的创制者。鉴于此，本文尝试梳理我国规划许可诉讼的既有裁判思路和学理观点，分析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借由对德国法上邻人保护学理发展和实践演替的梳理，揭示分配行政下邻人公权利的基本定位，阐释行政法上邻人保护的体系构造，以期为我国规划许可诉讼的审查提供学理启发。

这种构架分别由区域维护请求权和考虑要求两个序列所支配，这种序列的划分又与被许可的建筑行为究竟位于规划内部领域、未规划的内部领域，还是规划外部领域相关。与私法相邻权涉及双边法律关系不同，邻人公权利是在三边法律关系之下，由邻人向行政机关主张的权利，而行政机关对邻人诉求的支持或反对，本质上又是对邻人和建筑物所有人的权利冲突予以调整。

（二）邻人公权利的产生 最初规范不动产邻人关系的主要为私法相邻权规定，即私法相邻关系法。[56]（3）房屋财产价值等财产权益。[58]对于前两类权益，我国已有明确的法律保护依据。既包括在建筑规划阶段对邻人利益的抽象衡量，也包括在许可阶段对邻人权利的具体提取。

这一点既与技术标准的属性有关，又和保护规范理论扩充规范储备的趋势相符。在梳理了既有裁判和学理讨论的思路后，下文对邻人保护的探讨遂聚焦于以下问题：其一，若认为邻人提起规划许可诉讼的基础是公法请求权，那么这种公法请求权的意涵是什么。

将此类权益划归反射利益，除因其具有一定的或然性而在法律上无法确定外，还在于无法明确划定此类权益的受益人范围。[2]这种认识本质上是事实影响说的反映。

这也恰恰能够解释，概括性授权无法清晰说明相邻权人何以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而非仅能提起民事诉讼。（一）规划许可诉讼中邻人原告资格的识别 对于规划许可诉讼而言，邻人保护的实体法规则首先有助于邻人原告资格的判定，而邻人的原告资格问题，又是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问题在具体法领域的呈现。

[21]前引[10]，焦富民文，第62页。其一，私法上的相邻权。实践中，作为一般公益与邻人私益划定基准的，往往就是建筑规划所依据的各类技术性标准。但是，德国的州法律在此可作例外规定。

上述思考本质上认为私法相邻权可直接转换为邻人针对行政机关的公法请求权，其混淆了私权与公权的差异，也忽视了私法相邻权规定与建筑规划法律法规等公法规范的目的区别。因为行政机关对于城市空间的调控，建筑物所有人欲进行某项建筑行为，就需向建筑行政机关申请许可。

在德国法上，具有部分邻人保护效果的建筑法规范，主要是在司法判决中经由考虑要求的纳入，以及此项原则例外的主观化而被确认。[55] 综观大部分的规划许可诉讼，邻人诉请保护的权益类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1）采光、通风、通行、日照等传统相邻权益。

[15]这一结论的得出与金启洲在其文中引述的德国学者劳芬有关公法相邻权的论述有关。（二）如何权衡符合规划与邻人权益保护 在规划许可诉讼中，学理和裁判常聚焦的另一问题在于，如何在实体裁判中处理许可符合规划与邻人权益保护之间的矛盾与张力。